建设50个左右行业创新平台和区域创新平台；培育知识产权优势企业4000家以上，国内专利授权总量6万件以上，法人企业商标拥有率达到70％以上，争取为主制修订国家标准200项左右，规模以上企业重点产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比例达到90％以上。
　　——摘自《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、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决定》
　　从“浙江制造”迈向“浙江创造”，靠什么？唯有自主创新！
　　“《决定》把‘大力推动自主创新’作为优化要素支撑结构的首要任务，是有其深刻内涵和现实背景的。”作为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的委员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史晋川对此认识颇为深刻。
　　支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要素，就是土地、劳动力、资本。何谓优化要素结构？说到底，就是通过创新提高这些基本要素的利用效率，从而支撑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　　自主创新，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
　　“自主创新，尽管已经提了许多年，但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！”史晋川说，长期以来，我省企业通过细密的分工协作和内部挖潜，主要是靠低成本、低价格、低利润实现市场拓展。许多企业的加工制造水平虽然达到了相当层次，但仍然进行贴牌生产，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，赚的都是“劳务费”；一些出口产品规模很大，但大部分利润被外国客商拿走了。
　　当前，这种利润低、附加值低、效益低的“浙江制造”模式，已经遭遇难以突破的“天花板”：其一是要素成本之重。自2002年始，浙江已渐显要素“瓶颈”制约，到2004年更是全面爆发“地荒”、“电荒”、“水荒”、“技工荒”，宣告浙江进入了水、电、油、气，以及土地、原材料和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全面上升期。其二是品牌缺失之痛。一个被多次列举的例子是，义乌等地生产的拉链每米只卖0.7元钱，而日本生产的YKK拉链每米要卖15美元，相差100多倍！因为缺少品牌，导致“浙江制造”在国际市场价值链分配中处于低端，且有长期被“锁定”的危险。其三是结构低级之忧。浙江制造业中，低水平加工业比重过高与高加工度产业成长不足并存，一般产品生产能力过剩与高技术含量、高附加值产品供给不足同在，“浙江制造”易于模仿，进入门槛低，难以避免陷入过度竞争的境地。
　　仔细分析这些问题的症结，均指向自主创新的不足。正是这个长期未除的“病根”，导致了“浙江制造”长期依靠简单复制，资源环境难以支撑；再由此，造成“浙江制造”止步于OEM的授权贴牌生产模式，成为品牌公司的“加工车间”；更由此，使得“浙江制造”在结构优化、层次提升的道路上步履维艰。
　　技术创新是关键，制度创新是前提
　　“现实的压力和未来发展的要求，注定了自主创新是我们必须越过的坎！”史晋川说，《决定》提出了许多大力推动自主创新的措施和具体目标。作为整个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，企业是否具有活力，决定了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。而企业的活力之源就是自主创新。从目前来看，浙江企业的自主创新路径应该努力从“微笑曲线”的弧底向两端的研发设计、品牌营销上升。通过技术创新、工艺创新增强企业的竞争力，使产品获得更高的附加值；同时要研究如何借助现代商业业态树立品牌、建立营销渠道“话语权”。
　　“技术创新是关键，制度创新是前提！”史晋川认为，一定要用制度创新促进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创新。对于家族企业特征明显的浙江民企，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就显得特别重要。他同时指出，当前企业还要努力增强自身获取和整合资源的能力，在资本市场上创新融资方式，借助风投、产业基金等多种渠道获得资金。
　　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，政府不能越俎代庖，但政府应当积极地引导和促进，尤其要营造良好的环境，把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充分调动好、发挥好。“政府在这方面大有可为。”史晋川介绍，《决定》对政府的引导推动作用也制定了具体目标。一方面，要集聚技术、人才等创新要素。比如，建设科技基础条件平台，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。另一方面，强化创新主体的内在动力，充分激活创新资源。
　　“所有创新，离不开人才。”史晋川提醒记者注意《决定》中的一句措辞，即“强化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”。“浙江制造”的第一代创业者，多为“经验式决策”；到了今天，更需要创新型管理人才、营销人才、知识前沿的技术人才，以及懂得整合这些人才的现代企业家队伍。政府要积极引进急需的高层次人才，并妥善解决他们的居住、社会保障、子女入学等实际问题。同时注重人才的培养，不断完善普通教育体系、职业教育体系、继续教育体系。
　　同时，加快构筑节约集约创新发展的新格局，还包括深入实施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行动计划。《决定》为此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目标。要完成这些目标任务，需要各级各部门与企业的共同努力，这是浙江未来增强核心竞争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。